85后海歸劉疏桐去年辭去了荷蘭一家公司高管的職務，在上海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他的雄心壯志是要把用“地溝油”生產的生物質燃料賣給那些耗油大戶。創業后的大半年，已經有一些公交汽車公司嘗試使用他們提供的環保油，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吸引了不少投資人的關注。

    對于劉疏桐來說，2015年中國GDP6.9%的增速，可能只是新聞里的關鍵詞，但還原到他的創業歷程中就意味著，經濟列車駛入中高速增長的通道后，年輕人仍可以相對容易地找到發展機會，畢竟這個國家的市場足夠大，尤其是發展方式的轉變，給新經濟的創業者帶來了巨大空間。

    因為創業，距北京千里之遙的劉疏桐更加關心人民大會堂里傳出的全國兩會之聲，期待聽到與他創業方向相關的綠色發展理念。

    每當有人問劉疏桐的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他都會回答，提供能源利用解決方案。近年來，為企業提供“解決方案”之類的高端服務業在我國迅速崛起，這背后更有價值的數據是，包括高端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2015年在我國GDP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50%。

    這樣的變化使不少經濟學者對“破7%”之后的GDP反而更有信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就特別看重這樣的變化。他說，“十二五”規劃中確立的目標是，到2015年，中國第三產業在GDP中的占比要達到47%，目前這項任務顯然已超額完成。

    “經濟結構調整是多年來我們一直所追求的目標。”遲福林說，現在超額完成，難道不應該更看重這樣的變化嗎？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也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說，盡管從2013年起，中國的經濟就進入中高速增長的軌道，但同期的結構調整可以說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進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中國經濟應該有一個積極的評價。” 

    劉世錦還特別強調，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一個國家的發展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中速增長，是符合經濟運行規律的，東亞的許多國家，例如日本、韓國都經歷過這一階段。所以，對GDP增速的調整不必過度焦慮和悲觀。

    遲福林說，幾年前，有一些聲音認為我國的GDP增速一定不能“破7%”“破8%”，那是根據GDP增長1%所能容納的就業增長倒推出來的，在第二產業貢獻率占主導的年代，通常1%的GDP增速能帶來100萬人的就業，而到了第三產業占GDP半壁江山的當下，GDP每增長1%，能帶動的就業人數超過150萬人，甚至有人認為是170萬人。相應的數據是，我國已連續數年超額完成就業目標，根據人社部的統計，2015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1312萬人。

    在遲福林看來，“十三五”期間，第三產業不僅將持續釋放更多就業崗位，還能進一步優化就業結構。就像劉疏桐這樣的年輕人，在他們尚且年輕的時候，就有接受百萬元級投資的可能，這在他們父輩的年代是難以想象的，年輕人有了更多發展的選擇。遲福林認為，就業保住了，GDP上下浮動一兩個百分點都是正常的。

    曾經差點在互聯網“風口”迷失方向的全國人大代表、波司登集團董事長高德康在2015年實現了逆勢上揚。

    高德康回憶說，幾年前，在電商沖擊、市場飽和、成本上漲的壓力下，他所在的紡織行業過了幾年苦日子，這個行業幾乎年年都被媒體稱為“史上最難的一年”。也正是在那些最困難的日子里，高德康開始思考，中國制造不能再沉迷于傳統的低成本競爭，而要轉向重視品牌建設、品質提升、時尚創意和管理創新，趕上“互聯網+”的潮流。

    正當轉型有了起色的時候，企業又遇到了國家推出“一帶一路”戰略和供給側改革，不僅將升級版的羽絨服賣到“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而且正好享受了供給側改革即將帶來的紅利。2015年，波司登集體的出口量增長達24.63%。

    對一個企業個體來說，高德康感受到的是企業爬坡過坎后的重生，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正是這樣逆勢重生后的新舊產業轉化構成了中國經濟的亮點。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就表示，經濟中的諸多亮點使得中國有底氣對未來充滿信心。

    高德康關于供給側改革紅利的微觀體會正是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原財科所原所長賈康要在此次全國兩會上發言的重點，而他本人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倡導者。他說，供給側主要以釋放制度紅利為主，通過制度創新帶動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而這三個層面的創新是互動的，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空間，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也會倒逼制度改革。

    賈康還強調，在供給側改革的指揮棒下，一部分企業就要忍受陣痛，特別是落后過剩產能企業可能會被淘汰出局，使得未來中國經濟的肌體更健康。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已對即將審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先睹為快，因為她之前作為“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的成員，給未來5年發展藍圖的制定當過“參謀”。

    在一貫主張“國貨當自強”的董明珠看來，中國未來的經濟離不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中國制造不能只頂著“物美價廉”的光環，而要在《中國制造2025》的行動綱領下實現創新的華麗轉身。

    董明珠所指的《中國制造2025》是2015年由國務院印發的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10年的行動綱領。她說，這份行動綱領最重要的就是將中國制造提到了“智造”的高度，要推動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跨越，同時提升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這樣的發展邏輯自然也將貫穿未來5年的藍圖，有了制造業脫胎換骨的提質升級，也將為中國經濟有質量的增長打下基礎。

    幾天前，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經濟論壇上，李稻葵與一直唱空中國經濟的索羅斯隔空論戰。在此前的達沃斯論壇上，索羅斯專門約見記者談及他對中國經濟將“硬著陸”的擔憂。

    李稻葵說，他要告訴索羅斯，中國經濟依然具備經濟增長的三大基本因素，即穩定的、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的政府；持續增長的人力資本，包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勞動力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持續的對外開放。這是中國經濟學家看好中國經濟的底氣。

    “不僅有底氣，我們還有辦法”，李稻葵說，為了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保證持續較快速度增長，中國政府提出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政策工具。

    李稻葵特別強調，中國經濟近期出現了幾個可喜的變化，例如實體經濟運行開始凸顯上行苗頭、房地產行業投資開發觸底回升的可能性加大、“二孩”政策會引入一批消費“新生代”等亮點。

    李稻葵認為，如果今年國家提出的各種重大改革措施能夠到位，中國經濟的增速有望在今年“筑底”，這樣2017年和2018年中國經濟的增速不但能夠穩住，而且有回升空間。